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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督察长曹义鸿说,“‘清网’之前,全国有近32万名刑事案犯在逃。这些杀人、爆炸、抢劫、强奸、贩毒、拐卖人口的罪犯都潜伏在社会上。仅是其中2.6万的故意杀人在逃人员就是社会的大隐患。他们在逃窜过程中,没有身份,为求生存,势必引发新的犯罪。”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毛立新告诉记者,“去年之前,国内的逃犯数量确实太多了,仅网上注册的就有好几十万人。这一方面导致被害人的公正实现不了,另一方面也危害了社会的安全。并且逃犯数量是逐年增多的。尽管从2001年开始,公安部就已经建立网上追逃的集中行动,但收效甚微。尤其是逃犯一般都涉及跨地域,追逃就成了‘劳民伤财的事’,办案机关只能上网录入全国人员在逃系统,然后坐等,碰到了就抓,碰不到也没办法。” “清网行动”开始前,公安部领导定出的目标是:在2011年年底时,要比当年6月网上在逃人员数字下降30%,整个行动终结时,要下降50%以上。 在“清网行动”的简报上,入选“2011年感动中国人物”的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曾批示这样一段话:“不顾一切,奋勇前进!”态度十分强硬。类似话语在整个行动进行的203天里,他批示了足足1311次,而行动简报发行了1831期。不仅如此,在行动中,他主持召开了10多次全国性调度会、领导小组会。公安部督察总局副局长王志刚回忆,在一次动员部署会上,刘金国对周围人感叹:“这么多在逃人员抓不回来,我们怎么能睡得着、坐得住?” 于是,一场由副部级干部牵头狠抓的“追逃冲击波”开始席卷全国。对于这次行动的力度,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郑伟更是用“美国追捕本·拉登”来类比。一个月之后,全国网上在逃人员数量就下降了9%,公安机关抓获的逃犯人数上升了17%,超过9000名逃犯跑到当地公安机关自首。新年伊始,公安部督察总局副局长王志刚对媒体公布,“203天的行动之后,全国网上在逃人员总量下降了84%”。而据公安部数据统计,此次行动共抓获了公安部A级在逃人员16名,B级人员174名,督捕在逃人员201名,涉嫌故意杀人的1.2万名,潜逃10年以上的2.3万名,从77个国家和地区共抓获和劝返重大在逃人员900多名。在这些逃犯中,很多“来历不凡”:“山东毒王”于浩、“40亿惊天巨骗”王宝连、“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系列抢劫案”主犯之一的宗立勇…… 据记者调查,全国“清网行动”中,广东公安抓获逃犯总量位居第一。为此,广东省公安微博群粉丝总数超过了3800万。由于大量在逃人员归案,各地带破积案超过4.5万起,成功化解3100万起信访案件,在付出22名民警牺牲、495名民警负伤代价的同时,“清网”成效显著。 有效追逃 机制常态化、从轻量刑 无论是追逃,还是“清网”,在中国司法界和学术界都引起了一场大讨论。对于如何构筑百姓安全环境和法律效率体系,相关专家聚焦于“落实责任制”。有人举例说,“不管逃犯逃到哪,都必须和朋友、亲属之间存在一定范围的联系途径,如果每个逃犯都具体划归相关人员,专人抓住这个途径,长久地多方面搜集线索,对侦破案件很关键。反之,如果没有专人专项去细致地负责,公安机关根本掌握不了足够线索。” “全警动员”的超常规行动不可能年年打响,关键是将工作机制固定下来。贵州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崔亚东提出,要实现“清网追逃”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尽快建立完善追逃工作的长效机制和科技信息追逃合成作战机制。亦如毛立新所说:“专项行动永远没有平时重要。” 另外,一些社会学家还提出了公正执法之余的从轻量刑问题,“敦促逃犯投案自首也很关键。特别是一些轻微犯罪的嫌疑人,比如打架、斗殴、致人轻伤等,本身就不会判处多重的刑罚。逃犯一跑很多年,本身就承受巨大心理负担,逃亡生活身心疲惫,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想回来的,从轻量刑就给他们提供了投案自首的条件。” 安全的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需要有力度的“清网”和追逃,更需要科学、系统的“编网”、“筑巢”环境。一旦综合建设成型,追逃绝不仅仅是网上数量下降百分之几十的问题。安全的不是数字,而是人心。 成功关键 “信息化”和追逃责任制 分析这次行动成功的主要原因,公安部督察总局副局长王志刚认为“信息化”居功至伟。所谓“信息化”主要有三个层面的手段,即信息化侦捕、信息化协同和信息化举报。首先,“警方采取信息化侦查和追逃手段,综合运用刑事侦查技术,如D N A、指纹、痕迹、声音录像技术等,技术侦查技术,如电信系统和网络系统的监控、社会资源管理系统的运用,就可以成功定位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辨识其真实的身份。”王志刚特别提及沈阳公安机关选调247名情报研判能手,运用超过60种情报追逃技战法的例子。其次则是信息化的协同作战,全国有近200万民警参与行动,涵盖了20多个警种和部门,并且综合运用了国际警务合作机制,发挥区域联动。另外,公安机关还开通举报电话、互联网信箱,对提供线索举报的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当然也为举报人保密。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敦促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发布时,其实有全国和地方两种版本。全国版本的《通告》要求逃犯自首时间限定在2011年12月1日,有些地方《通告》却限定在12月31日。自首时间和空间一再扩大,就是为了给在逃人员归案开启一扇更大的门。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肖承海对记者说,“‘清网’和以前追逃行动最大的不同就是形成一个经常性机制和常规化手段。”毛立新也认为,“这次公安部是下了大力度和决心的,关键在于明确了追逃责任制,给每个单位和地区制定具体指标。追逃由被动变成了主动。” 追逃难点 人口流动性大、社会管理机制漏洞、积案时间长 “清网行动”告一段落,记者昨日在公安部官方网站上查询,依旧有A级通缉令逃犯18名、B级通缉令逃犯336名等一定数量的在逃人员尚在法网之外。 对于未抓获的逃犯,王志刚称主要归因于我国人口流动的现状、社会管理机制不健全以及积案时间太长三大因素。现今中国人口流动性太大,尤其是“外出务工流”和“学生流”,每年春运和大型节假日造就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群迁移”,“犯罪分子一旦作案,第一反应就是逃跑,目前四通八达的交通轨道设施建设,高铁、飞机、火车都给他们逃跑提供了便利。他们还会尝尽各种方式洗清自己的身份,如办理假身份证件、通过整形手术改变容貌,甚至用变性手术改变性别……”与之对应的则是社会管理机制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很多地方公安机关的户籍管理部门和街道居委会很难对本地大量外来流动人口进行全部排查、未采取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尤其对杂乱的出租房屋和城乡接合部地区的管理。”再加上警方在利用信息化技术侦查和追逃方面的滞后性,导致很多逃犯逃窜时间超过10年,遗漏的证据痕迹几乎消失干净,令搜集新证据和固定旧证据遭遇不小的困难。 毛立新对此很赞同,“逃犯在外地更名换姓、娶妻生子,他们有的经商,有的还入选政协委员,这就是我们日常治安管理工作的漏洞表现。”他认为,单靠办案机关一段时间解决一部分逃犯并非长久之策,追逃关键还是有赖于社会治安管理的基础方面。肖承海也表示,“现在的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越来越强、伪装手段也越来越高,这就对社会控制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人员流动是社会的一大趋势,是进步的表现,也是副作用的一种表征。” 现实环境亦非一朝一夕可更改。面对媒体,王志刚还是规劝那些仍然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能早日投案自首,“警方会始终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法律的大门也将始终为你们敞开。”即便是对潜逃在外的人员,“我们会遵守相关的国际惯例,并按照中国的法律和规定来保护这些逃到国外的逃犯人权和他们的其他合法权益。”(南方都市报)
17岁的梁夏深夜被杀,而凶手却是与她素不相识的精神病人唐为。2005年8月30日,梁夏死后第四天,房山警方终于将其抓获。最终唐为因经鉴定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被免予刑事处罚。然而受害者家属却无法接受这一结果,时隔6年半,三次搬家,离开原来的环境,梁夏的父母仍然无法从失去女儿的悲痛中恢复。每到夜里,一个人抱着枕头坐在客厅里,来来回回地换着电视台,梁夏的母亲柴芳总是不知不觉的又是满脸是泪,“我女儿不能白死了!”遇害17岁少女深夜遇害被抛尸一条京周路由南向北纵穿而过,经过周口店村,划开了两片天地,路西是一些零散的住户,路东则是高墙青砖的燕山石化职工宿舍。唐为家就住在路东侧,与梁夏家一条公路之隔。在周口店村,没有人不认识唐为,“40多岁的人,每天神神道道的,嘴里还振振有词。”偶尔天气好的时候,村里人还能看见他骑着一辆三轮车,带着老母亲和女儿出门买东西,时间久了,大家也都见惯不怪。2005年,夏夜10点刚过,喧闹繁忙的京周路也逐渐安静了下来。梁夏一个人穿过马路,在胡同里溜达,却没有发现,就在前面几米的拐角处,一个黑影正静静地站着。几分钟之后,胡同里,唐为弯着腰,双手死死地掐住梁夏的脖子,倒退着步子将其拽回自家的院子里杀害,又拖着尸体扔到1公里外的村道上。然而这一切,屋子里的柴芳并没听见。首先发现这一情况的是一对小夫妻,夜里他们骑着摩托车回家时发现了躺在地上的梁夏,迅速报了警。天一亮,消息立刻传遍了整个周口店村,然而柴芳却一直蒙在鼓里,她以为女儿只是出门了,一会儿就会回来。直到中午,柴芳接到了大女儿的电话,紧跟着是一批一批的警察上门,询问前一天梁夏的行踪。“血沿着尸体发现地点断断续续一直流到唐为家的院子里。”警察的话字字句句刻在柴芳心里,她知道,女儿永远离开了她。遗憾没给孩子买过几身新衣服回忆过去,柴芳觉得对不起小女儿,家里穷,又养了2个孩子,1988年自打梁夏出生,作为母亲的她就没给孩子买过几身新衣服。虽然孩子从不抱怨,这件事儿却一直搁在柴芳心里,她想给孩子买一双好点的运动鞋。2005年,大女儿大专毕业在城里找到了工作,家里的生活好不容易宽裕了一点,柴芳拉着梁夏去商场挑鞋。女儿在商场里转了好几圈,试了又试,最后好不容易选中了一双,“黑色的,皮革面,总共90块钱。”当时女儿捧着鞋回家的样子,柴芳记得清清楚楚,“平时都不舍得穿,天天擦,放在灯光下直反光。”然而新鞋还没穿上几个月,梁夏却永远离开了人世。这双鞋,柴芳最终还是没有忍心扔掉,女儿死后,柴芳无论搬到哪里都要把它带在身边。“每次只要她心里一难受,就穿上这双鞋,一个人沿着街道从白天走到夜里。”梁夏年近八旬的奶奶说。然而无论有多累,柴芳一进家门,她都要第一时间脱下鞋,把它仔仔细细地擦一遍,再端正地摆起来。感动女儿承诺上大学就能养家听别人说,写日记,把心里想对小女儿说的话都说出来,就能好受一点。柴芳找了一个本子开始写,然而一抬笔,梁夏从小到大的一幕一幕又都浮现在眼前。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别的同学一放学就成群结队地在院子里玩,而小梁夏却坐在屋子里读书。无论周末还是寒暑假,梁夏总是提前写好学习计划,贴在书桌前的墙上,要求自己严格按照计划进行。高中英语竞赛考试,梁夏获得全区第二名,孩子的大照片挂在一进校门口的橱窗里,娃娃头、大眼睛,柴芳打心里替女儿骄傲。柴芳知道女儿想上重点大学,为了给孩子凑学费,柴芳决定卖一些小杂物。没钱租门面,柴芳就找来两个轱辘、一块大铁板,焊接在一起,推着车站在大街上吆喝,从早上7点多一直站到夜里九十点钟,风雨无阻。梁夏心疼母亲,不想让她在外面摆摊,晚上坐在饭桌上憋了半天,说出一句话,“妈,你放心,我上大学就赚钱养你,我上学后自己打工赚钱,不用你供我。”柴芳和丈夫端着饭碗,满脸欣慰。付出 为女儿上学举家搬迁梁成最疼小女儿,虽然夫妻俩尽量做得一视同仁,但是作为父亲的梁成承认,他对小女儿是有所偏爱的。梁成是房山区长沟峪煤矿厂的老工人,工作需要三班倒,非常辛苦,梁夏上小学,梁成只要有时间总要亲自接小女儿放学,父女俩一路走一路聊;家里穷,姐妹俩从小没有零用钱,私下里,梁成总是瞒着妻子偷偷塞给梁夏几块钱,但是小梁夏舍不得花,把钱攒下来买笔和本。原本一家人就住在厂区边上的职工宿舍里,梁成一出门就到了单位。然而梁夏上初中考出了老厂区,为了让女儿每天上学多睡一会儿,梁成二话没说把家搬到了周口店村,借住在柴芳表哥的老宅子里。从周口店村到厂区,骑车来回4个小时,厂区早班要求6点到岗,梁成每天就得凌晨4点起床出门,晚上又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但一连5年,他一句怨言也没有。老伴儿担心长久下来他的身体会被累坏,梁成却不以为然,“为了闺女,一切都不算什么。”痛苦惨案6年后伤痛难平然而一夜之间,梁夏走了,“一切的奔头全没了。”2005年8月26日,“女儿离开的那一天,一切就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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